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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造中國最好的戰略思想庫
演講
大江大海四十年之草根崛起
shuwon 2019-04-12

 草 根 四 十 年


如果說改革開放是一場千年未遇之變局的話,那么這場變局中最激動人心的現象,就是草根崛起。


作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為壯觀的實驗場,中國為過去幾代人,也將為未來幾代人提供一個超出想象的廣闊舞臺。這個滄海橫流的年代充滿著野心、欲望、混亂,但也會激發起參與者身上最澎湃的志向,最天才的創造力和改變命運的強烈渴望。而所有身處于中國并且為之努力的人們,他們改變了自身命運、家族命運的同時,也改變了國家的前途與未來,甚至改變了世界,他們的命運當中的某種深刻的必然性和規律,我將其稱為:草根的宿命。


回首中國奇跡,我想最起碼有三個視角值得關注:第一就是改革的力量,三個時代的治亂循環,為今日之中國打下牢固的基礎;第二就是開放的力量,從換船、搭車再到并跑,中美關系成為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國際關系,如今中美對峙的尖峰時刻已經來臨,在遭遇困難的同時,危機也在時刻倒逼著改革;除此之外,還有第三種力量也讓人為之動容,那就是草根的力量,四十年來中國真正地崛起了一大批草根,其代表就是從無到有、從弱到強的龐大企業家群體。


草根進化史:豬肉佬的“逆襲”


這張照片上的幾個老板,大家應該都認識,馬云、任正非不用多說,這幾位廣東老板相對低調一些,這是美的的創始人何享健,這位是現在在座的陳凱旋先生,立白集團創始人,中國的日化大王;這位是蘇志剛,廣東長隆集團的老板。


這些名滿天下的商業英雄,其實昔日都是名副其實的草根,沒有依仗,沒有后臺,沒有背景,沒有捷徑,就靠自己的勤勞、智慧和勇敢,最后與時俱進,跨越了40年,終于成就了全球不可小看的超級企業。大江大海四十年當中的起落與轉折在他們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,他們的成功究竟有沒有規律?他們的命運是否帶有某種必然?我隨便選一個人來講講,就講講蘇志剛吧。


今天在座的特別是三四十歲的朋友,可能比我們更了解長隆。長隆屢屢被稱作是東方迪士尼,雖然蘇老板一直不喜歡這種說法吧(全場笑)!對于珠三角的孩子來說,長隆是“爸爸去哪兒”的必選地,一到周末和節假日,爹媽們就會破費幾千塊錢帶著孩子到長隆去享受快樂,這個王國現在已經有三片領地,第一是廣州長隆的野生動物園和歡樂世界,第二是珠海橫琴的海洋動物園,第三是全球最大的野生動物園,不久后將會在清遠出現。一無背景,二無捷徑的蘇志剛,是如何締造這么一個體量驚人的歡樂產業巨頭的呢?


1989年,我第一次認識蘇志剛,那時我還是新華社廣東分社的記者,在對某廣東省領導采訪的過程中,到了飯點,他突然冒出一句話:“王記者,你想不想去改善一下口味,番禺那邊開了一家大排擋,味道好極了。只用頭天晚上殺的豬,豬大腸、豬血都非常新鮮”。我問有多遠,他說:“差不多一個半小時吧,你別管,跟我走就行”。我就跟著這個領導去了。說句題外話,廣東人從上到下都特別好吃,民以食為天,食以味為鮮。我一直認為,不會吃、不懂吃的人真是跟動物一樣,喪失了作為人類最大的樂趣,所以能吃、懂吃的人才是人生之至境,希望以后你們都懂得吃。(全場大笑)



走了一個半小時后,到了現在的番禺,當時叫大石,在路邊有一個破棚子,居然取了一個偉大的名字,叫香江酒樓。雖然環境很簡陋,但那天吃得的確很舒服,過程中一個滿臉橫肉的人走出來了,自我介紹說叫蘇志剛,我們兩個手一握,我說你叫志剛,我也叫志綱,一見如故。后來聊開以后問他過去是做啥的,蘇志剛是當地人,原來殺豬的,但是殺了豬當地賣不起價錢,他就比別人辛苦,用自行車拖了兩片豬肉,騎兩三個小時到廣州來賺一點差價,但是把豬殺了以后,豬下水怎么處理呢?他就干脆開個小飯館,沒想到態度誠懇、食材新鮮,逐漸打出了名氣,飯店不大但生意很好,夫妻倆每天晚上洗抹布都要洗到兩點多,甚至連省上的領導都不辭這么遠的距離過來吃。吃完以后蘇志剛叫我評價,我說很好,非常不錯,以后我還會經常來。就這樣跟蘇志剛認識了。


這頓飯后一來二去,我們也就認識了,三年之后廣州洛溪大橋修成,在番禺要修一條迎賓大道,蘇志剛食客當中那些官員、銀行行長等消息靈通的人士跟他說:“老蘇,機會來了,你可以在迎賓大道建一個酒樓,就做成現在這個香江酒樓的升級版,保證生意好。”蘇志剛說:“領導,這要投資一個億才行哩,我沒那么多錢。”誰知道行長們大手一揮,貸款就撥了下來,那個年代貸款很簡單,不用抵押,反正是吃人嘴軟,拿人手短,幾年接觸下來,大家都公認蘇志剛人品不錯。上有政府劃地,下有銀行貸款,蘇志剛按照三星級標準打造了一家香江大酒店,有一百多個住房和四十多個標間,同時還是廣東最大的餐飲酒樓。




從1992年籌建,到1994年4月份,香江大酒店正式開業,開業那天老蘇請我去,我一去以后嚇壞了,菜單已經從豬下水升級成生猛海鮮了,大堂里全都是活蹦亂跳的蝦兵蟹將,人多得不得了,在吃飯過程中,他又來了,我說蘇老板真厲害,你又升級了。蘇志剛說:“王先生,你說過一句話,市場是創造出來的,真是這樣的,現在這個建好以后,廣州人都開著車過來,一晚上換臺都換三次,生意火得不得了。”


在飯桌上,蘇志剛突然咨詢我一個問題,他說番禺馬上要改區了,大石這一塊潛力很大,下一步可能很多房地產商要過來,領導跟他說,廣州缺一個野生動物園,希望他來搞一個,該不該搞?我說這個當然可以搞了,蘇志剛這個人有一個特點,他和各級政府都保持了一種非常良性的關系。而且他這個人要么就不干,要干就一定上規模。沒想到他真的干成了中國最大的野生動物園,兩三千畝地,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長隆。


我們第三次見面是2004年,有一天蘇志剛通過人來找我,請我去長隆野生動物園休息兩天,這時候動物園已經建了一個很好的酒店,我在里面住了三天,窗外就是白老虎,還有火烈鳥。在短短的幾年當中,蘇志剛不僅建成了中國最大的野生動物園,而且擁有了很多全球絕版的資源。國有動物園幾十年攻克不了的稀缺動物繁殖問題,在他手里解決了大半。稀缺的白老虎很多地方有一兩只就不錯了,蘇志剛繁殖出了上百只白老虎,我窗外天天一大群白老虎跑來跑去,看得我都頭皮發麻。


當時我去的時候,他就跟我訴苦,他說王老師求你一個事,我先帶你看一個東西,帶我到他的長隆野生動物園一個兩公里以外的地方,一去嚇我一跳,是個全球最大的鱷魚園,池子里面黑壓壓的一片,我去的時候正好看到飼養員在喂鱷魚,把幾百只雞宰成肉塊扔到湖里面,平靜的湖面突然冒出幾千張嘴巴,嘩得一下,頃刻之間幾百只雞無聲無息的都消失了。一頭牛宰成肉,扔下去后一分鐘內全部吃光。仔細再一看,這個鱷魚真是超計劃生育啊,母鱷魚一產卵就是五六十個,再加上又長的快,小鱷魚一個月不到,馬上張開血盆大口要吃肉。


我去的時候,一批西裝革履的人尾隨著我,原來這些老兄是銀行的,聊了幾句后,他們苦著臉說,蘇老板欠了我們很多億貸款,用這些鱷魚抵押著,現在還不起,鱷魚也沒人要,聽說大師來了,可能想到有門道,看看能不能追還貸款。


把銀行家們打發走,回到房間以后,蘇志剛跟我聊天的時候都流淚了,他說:“王老師,求你一個事情,你不是跟發布百富榜的胡潤很熟嗎?你千萬拜托胡潤先生,不要把我列在榜單里了,他每次一說我是大富豪,銀行就來逼債,我根本就活不下去了,我只想悄悄地過日子,不想去搞那種虛榮的東西”。


那時候長隆的確挺困難,不光是鱷魚超計劃生育賣不出去,而且每天還要吃幾頭牛。還有非典搞得半年沒人來動物園,每天那些豺狼虎豹都要吃東西,不貸款怎么行?所以每一個民營企業都有苦難,大家往往只看到賊吃肉,沒看到賊挨打,老板們風光的外表下,都有一肚子苦水。


在跟蘇志剛交流的過程當中,我跟他開了一個玩笑,我說:你這個人有幾個最大的核心能力,第一條叫做扮豬吃老虎,看起來像豬一樣,很低調,但是能把老虎吃掉,這一點希望你繼續發揚光大,保持下去,不要像很多老板去貪慕虛榮。第二條你聽黨的話,黨的代表就是政府官員,緊密團結在領導身邊,既有成功的時候,也有摔跤的時候,但是這種態度是一筆無形資產,關鍵時刻會有人拉你一把的。第三條,你不要擔心,你肯定能過得了這道坎,伴隨廣州的城市升級,伴隨著人們的消費升級,這個板塊的價值會體現出來,這個產業也是絕對的朝陽產業,再加上政府認同你,只要你扛得住,下一步騰籠換鳥你全活過來了,這些話最后沒想到全變成了現實。


現在的長隆除了優質的項目以外,更擁有巨大的無形資產,蘇志剛用了7、8年的時間,在澳門的橫琴打造和開發了一個全球最大的海洋動物園,獲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時,也從另一個角度激活了珠海的旅游業態,甚至成為港珠澳融合發展的新典范。


如今清遠也誠邀他上門,蘇志剛決定再來一次騰籠換鳥,把已經成為市中心的番禺野生動物園搬到了清遠,在原有基礎上繼續放大,再把番禺置換成一個歡樂王國,做成休閑、度假、馬戲團、游樂場、體驗式消費大集成的地方。前段時間他跟我說了一句話:“王老師,珠海海洋動物園、清遠野生動物園到番禺的歡樂王國這三個點,未來會在交通上全部連起來,這樣全世界的游客來了以后,一票可以玩遍海陸空,這是迪士尼都做不到的。”


的確如此,長隆的成就從單體來說已經遠遠地超越了迪士尼,蘇老板本人非常不愿意別人把長隆比喻成東方的迪士尼,但不管愿意還是不愿意,長隆已經成為中國快樂產業新的名片。時代的跌宕起伏,當年的豬肉佬恐怕絕對想不到。而蘇志剛的命運變遷除了說明好的時代、好的機制之下,草根的未來不可限量之外,還有主觀和客觀兩個因素不可不提。


超級國度


為什么今天的中國經過這么多災難和磨難,但依然有無數的民營企業從小小的草根能做到世界500強,讓世界上不可小看的地步呢?一個最大的客觀因素,就是量變引起質變,一個統一的、穩定的、向上的十幾億人口的國家,堪稱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級國度,其自身的穩定性就足以抵御絕大多數的外部風險。所謂的超級國度并不是自賣自夸,挑逗民族情緒,我認為超級國度的定義最起碼有三個層面:超級市場、超級城市、超級企業。



首先講超級市場,有一個投資人朋友給我講過一個故事,2001年他去達沃斯參加會議,發現一個分會場中有個叫做馬云的年輕人在主持沙龍,當時這個小伙子在講臺上口若懸河、氣宇非凡,跟大家講他偉大的夢想。這個搞投資的朋友一看,一則其貌不揚,二則口氣很大,三則所有的偉大設想全在一張嘴上,最后他說這種人符合了騙子的幾乎所有特征,所以不僅他不投資,還勸身邊的很多朋友說不能投資。沒有想到他這一輩子看準了很多東西,就是在阿里巴巴的投資上看走眼了,一身傳銷講師氣質的馬云終究成就了一番大事業。


我曾經寫過一篇關于馬云的文章《馬云丨大圣歸來》,馬云的成功除了個人特質外,最大的依仗就是中國這個超級市場,中國大企業多,小微企業更多,馬云成功的關鍵,是找到了一個為這些草根企業服務的手段——互聯網。通過互聯網,馬云基本上一夜之間就把成千上萬的個體戶全部整合在了一起,有了這個強大的支撐,馬云攻城拔寨、一統中國、走向世界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。最近我出國比較多,我就明顯地感覺到支付寶在全世界攻城拔寨,在日本,支付寶已經遍地開花,到歐洲去也是這樣,這可和我們當年“MADE IN CHINA”的小商品走出國門不同,這次走出去的是金融服務,是支付手段。而這一切的前提,就是中國的超級市場。


如果說超級市場是抽象概念,那么超級城市就是市場的具象化。中央已經出臺了關于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。30年來,智綱智庫整個參與了中國的高速城市化過程,中國城市化分成三個階段,第一個深入到中心城市,第二個爭奪世界級城市,到現在爭奪世界級城市群。



今天中國的城市化到了3.0階段,形成了三個世界級城市群,一個是粵港澳大灣區,一個是長三角城市群,一個是領導人親自抓的,以雄安為抓手的整個環渤海城市群,再加一個的話,就是成渝城市群。在這個過程中最令人興奮的、最充滿激情、最有前景的就是粵港澳大灣區,所以我們在座的很多企業家一定要高度關注粵港澳大灣區。在粵港澳大灣區,四大中心城市GDP合計高達7.5萬億美元,占全國經濟總量的8%,目前總人口有6800萬人,預計到2050年,可能總人口會達到1.5億。今天的粵港澳大灣區內,世界500強企業就17家,美國的灣區,紐約有60多家,舊金山有30多家,東京灣有50多家,我估計憑借中國的增長速度,用不了多少年年,粵港澳大灣區就能夠和美日灣區并駕齊驅。超級城市的崛起,也是支撐整個中國民營企業大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條件。


構成超級城市四梁八柱的就是超級企業。以深圳為例,從一個小漁村,到今天生產總值突破2.4萬億元,經濟總量居亞洲城市前五,2018年度財政收入突破9100億元,甚至力壓上海一頭,不過區區四十年。年輕的深圳最初就是為企業家而生,它的騰飛也彰顯著超級企業的力量。



不光是深圳,中國的鄉村也逐漸呈現出了企業家的力量。近日我重返順德北滘——這個珠三角的普通農村小鎮,因為一個三千億規模美的電器,成了一個力壓幾乎所有歐美小鎮的現代小鎮。何享健和楊國強,兩個人穿草鞋出身的大佬。楊國強是18歲以前沒穿過鞋,何享健之前也只是一個小手工業者,最后經過3、40年的發展,一個成了宇宙第一房企,一個成了全球最大的家電企業。美的,碧桂園兩家世界五百強企業,直接反映了企業家對國家尤其對故土改天換地的偉大作用,這兩個企業支撐起了不僅是北滘,而且支撐起了順德,甚至支撐起了佛山巨大的產業鏈、產業集群,在北滘鎮,幾千萬的企業有幾百家,上億的企業有幾十家,幾十億的企業有七八家,企業和城市水乳相溶,從產業化到城市化,再到鄉村現代化,中國下一步的城鎮化發展,企業將會起到不可思議的作用。


人性的三大特點


談完了客觀,我們再談談主觀因素,剛才我們講的一批企業家能走到今天,跟人性有很大的關系。林林總總接觸了上千企業家之后,我總結了人性的三大特點,貪婪、僥幸和虛榮。接觸了很多成功者和失敗者以后,我發現一個現象,一個人如果能夠控制人性的貪婪,而且把他變成雄心,這個人不成功都不可能。一個人如果能把僥幸變成膽魄,敢于冒險,彎道超車,這個人就能把壞事變成好事。一個人如果把虛榮變成珍惜羽毛,愛惜名節,這個人就會走得長遠。



貪婪、虛榮、僥幸,這是所有人的共性,但又有積極和消極的兩面。有人把消極的一面發揮到淋漓盡致,因為虛榮,有些人渴望鎂光燈下的鮮花與掌聲,深怕別人不關注他,登山,約會,當網紅代言人,不斷搞出些大新聞,一次次用超常規的方式作出一些吸引大眾眼球的事情,說到底都是虛榮作祟。因為貪婪,有些人把企業的規模當作了唯一的目標,半夜驚醒想的都是如何超過李先生(李嘉誠),錢越來越多,但是卻沒了生活情趣,過得單調乏味。因為僥幸,有些人沉迷于資本的魔力,一次次空手套白狼,用講故事的方式給自己的企業加杠桿,到頭來風向一變,資金一斷,爬上神壇頂峰需要幾十年,跌落只需要一瞬間。大時代中,很多人總認為自己是風起云涌的主角,但實則只是風流云散的代價。無法駕馭貪婪、僥幸、虛榮,死亡只是早晚的問題。



但如果把僥幸變成一種敢于彎道超車,把虛榮變成愛惜自己的羽毛,把野心變成一種雄心壯志,終于規避了自己的短處,張揚了自己的長處,最后就能夠直掛云帆濟滄海,這一點也是很多企業家朋友要時刻自我提醒的。

從必要走向必然


今天的中國民營經濟今天,可以用“五六七八九”來概括,即貢獻了50%以上的稅收,60%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,70%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,80%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,90%以上的企業數量。說是半壁江山毫不為過。


但回顧四十年來的民營企業發展史,有一個問題一直沒有說清楚,那就是民營企業的合法性與其地位。我們今天懷念鄧公,稱頌鄧公,但是也要清醒地認識到,比任何偉大領袖還要偉大的,就是人性、常識和規律,談起改革開放,很多人更喜歡20世紀90年代,這是體現中國開放的年代,也是中國面向世界、快速騰飛的年代。但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經驗在于:人民需要利益驅動,當時所有改革措施都圍繞這個判斷進行,領導人認為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可以彼此協調,而非沖突。鄧公不是早知三年的神人、也不是擘畫藍圖的圣君。改革開放之初無非就是三句話:逼出來的改革、摸出來的市場、放出來的活力。但既然是“逼”、“摸”、“放”出來的,民營企業從出生那天起,身份就有些尷尬。


秉承實用主義的鄧小平,在面對百廢待興的中國,為了解決農民就業,為了解決知青進城,為了保證社會穩定,他在體制上略微開了個口子,因此才出現了民營經濟。但這些做法只解決了民營經濟存在的必要性,賦予了民營企業存在的合理性,但骨子里面是把民營企業當成是權宜之計,當成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種補充力量,在很多意識形態至上的人眼中,沒文化、沒素質、有點錢就吃喝嫖賭的街頭小販年廣久,就是民營企業的典型象征。即使花了很大力氣破除了意識形態的藩籬,依舊有不少人從骨子里面看不起、看不上民營企業。


但事實證明,市場經濟的洪流一旦放開,浩浩湯湯,民營企業的發展一次次令人跌破眼鏡。在“三個代表”的表述中,民營企業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,從權宜之計變成了順水推舟。但問題還是沒有解釋清楚,反復強調民營企業保就業、穩增長之類的作用,只講其存在的必要性,絕口不提其發展的必然性。



大家都知道,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由出口、投資和消費組成,在過去的十年間,我國從出口拉動轉型到投資拉動,高速城市化和大規模基礎建設,催生出了很多巨無霸國企,就像很多銀行和政府的官員所說,“跟國企的人打交道不發怵,沒政治風險,他們貸了幾百億還不上也沒關系”。同時這樣的事從央企到各省城投再到政府投融資平臺,俯拾皆是,官商關系微妙異常,畢竟花錢誰不會花,表面上看起來,卻是國有企業一路高歌,無往不利,民營企業左支右拙,狼奔豕突。


在這種環境下,尤其是去年極左思潮再度出現,民營企業離場論、公私合營改造論等頻頻出現,好像容忍民企是無奈的選擇,消滅民企是偉大的理想。導致總書記都不得不出來召開座談會,給民營企業打氣安心,這次定調的確是頗有成效,但必然性的問題依舊懸而未決。



今年的兩會,我最關注的成果就是審議通過的《外商投資法》3.0版本,40年來,我國出臺了幾次外商投資法,這次外商投資法我認為是最有價值的,它至少講三個平等,權利平等、規則平等、身份平等,連外商都能夠做到這一點,作為民企跟外商一視同仁,難道做不到這一點嗎?所以伴隨特朗普的發難,整個倒逼機制的運轉,對于中國來說,可能真的是“禍兮福所倚,福兮禍所伏”了。


但仔細想想,民營企業真的需要誰來加持、點頭、定調、默認嗎?下沒有神仙和救世主,只有人類發展的普遍真理,那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,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,存在決定意識。生產關系相對于生產力的超前或滯后,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促進或遏制,意識對存在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,都會深刻的改變世界,民企的未來究竟在何方?無非是事在人為罷了。


關于企業家改天換地的偉力,中興和華為的例子可供大家思考,同樣是中國的高科技企業,在與美國的貿易糾紛中結局大相徑庭。本應是兵多將廣、資源富集的中興,表現的不堪一擊,毫無戰斗力,美國罰了幾十億美金還不夠,最后派出龐大的隊伍對它監察,就相當于監外執行。近日,美國已經正式認命進駐中興的特別合規員,任期十年,在任期內監視中興等等一切經營活動,工作期間不受中興的制約,可以隨意調閱任何文件。這個所謂“合規員”的概念開創了歷史的先河,自1949年以來,中國本土的中國企業,要被來自外國的檢察人員時刻監控,僅中興一家!


打擊完中興后,特朗普似乎錯誤判斷了中國企業的實力,也以這種方式開始收拾華為。華為從一開始的隱忍,到現在開始展現實力,任正非說了一句話,“非常感謝特朗普總統,把我們這個小小的企業做了一個大大的廣告,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了華為。”不僅如此,這場5G之戰可以說幫助中國做了免費的宣傳。


雖然現在不能說美國狙殺華為的行動已經失敗,但至少目前來看肯定無法成功,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特別是信息技術領域的統治地位受到嚴重的挑戰。如果沒有特朗普的打壓,外界似乎還不會認真思考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和貢獻究竟有多大,不僅是歐洲諸國,甚至包括“五眼聯盟”里的一些國家,都開始重新思考并調整對華戰略。因此華為之戰的意義不僅在當下,更在未來,其重要性怎么評估都不為過。


誰能想到一家民營企業能夠以一己之力在世界上競爭角逐攤牌,能夠抵抗來自國家力量的絞殺;民營企業為何會擁有如此改天換地的力量?這不由讓我想起一個歷史掌故。太平天國起義后,所謂的八旗鐵騎根本不堪一擊。回家丁憂的曾國藩,這么一個弱不經風的文人,組織了一幫鄉勇團練,經過了長達7、8年的時間,不僅打敗了太平天國,力挽清朝國運50年,而且鍛造出了一個舉世聞名的湘軍,甚至支撐起了一個影響全中國、全世界的湖湘文化,直接澤被了后世的若干代人。


同樣是清王朝,同樣是軍隊,為什么看起來高大上的不堪一擊,看起來不起眼的卻能改變歷史、顛覆歷史?這就是遺傳基因的不同帶來的,所謂的八旗子弟,不求厲兵秣馬,但求升官發財;不懂向死而生,只懂安逸享樂;不想勵精圖治,只想拉幫結派,把官場文化搬到部隊中來,這樣的軍隊怎么可能有戰斗力?而鄉勇團練們素質談不上高,體魄談不上強,無非是人性使然,在向死而生中求存罷了。華為與中興同樣如此,同一片土地、同一個行業,甚至連名字都類似,“中國興盛”和“華夏有為”,一個備受“八國聯軍”之辱,一個大展“抗美援朝”之威,個中道理,值得深思。


講了這么多以后,其實我們自然而然地得出一個結論,民營經濟不僅是必要的力量,更是一種必然的力量。從蘇志剛到任正非,當草根企業家的崛起、超級企業的成建制出現不再是個別現象,而成為一種機制的力量,這時候民營經濟根本不需要誰來給他一種說法了。青山遮不住,畢竟東流去,民營經濟已經不是早期的野草,而成為了參天大樹,從上層建筑而言,民營經濟已經不再是權宜之計、順水推舟的含混過關。名不正則言不順,言不順則事不興。清醒、理智的領導人一定會意識到,在任何一個社會,企業家都是國家經濟的主體,沒有企業家群體的崛起就不可能有國家的崛起。


在上層建筑的變革之外,企業家精神的自我覺醒更為重要。如果企業家意識不到自身的力量,而繼續做權力、官員和政府的附屬物,任何外力都無濟于事。只有永葆草根精神,百折不撓、堅持不懈,才能真正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四梁八柱。拋開個人的際遇,著眼于過去和未來的分野,在整個中國從大江奔向大海的時代里,草根崛起的真正關鍵,我想大概就是“從必要走向必然”吧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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